刚刚过完90岁生日，指挥大师夏尔·迪图瓦便再度登台。10月9日晚，他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上第二十九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音乐会的指挥台，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仿佛时间对他而言，只是不断叠加的音乐阅历，而非衰老的刻度。
此次来华，恰逢迪图瓦首次访华30周年。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他回望了1996年首次访华时率法国国家交响乐团上演《春之祭》的热烈反响，畅谈中国古典音乐舞台与观众的巨变，以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独特角色。
从《春之祭》到《罗马三部曲》，这位鲐背之年的指挥大师仍在用指挥棒见证并参与中国古典音乐的时代进程。“年龄在于心态。”对迪图瓦而言，年龄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数字，而继续工作、保持好奇、不断发现，才是他九十载人生的注脚，也是指挥棒下不老的秘密。
来京执棒，既满足“私心”也令人耳目一新
北京青年报：今年在第二十九届北京音乐节开幕音乐会上，您指挥演出了莫扎特《降E大调第二十二钢琴协奏曲》和雷斯皮基《罗马三部曲》。90岁选择这两部作品，有何特别考虑？
迪图瓦：莫扎特大概是我最钦佩的作曲家之一，而这部协奏曲是我的最爱。所以这是给我自己的私人礼物。雷斯皮基是配器大师，这三部作品展现了乐团的辉煌壮丽。《罗马三部曲》当然是对“永恒之城”的致敬。《罗马的喷泉》最具印象主义色彩，而《罗马的节日》则呈现出节奏、色彩、精湛技巧与乐团力量的炫目奇观。《罗马的松树》是三部曲中最著名的一部，或许也最能唤起人们的情感，其鲜明的罗马特质生动描绘了这座城市的风景与地标。因此，选择这部作品时，我考虑到了乐团的音乐家们，也希望观众能够喜欢。
北京青年报：开幕音乐会上您与北京国际音乐节节日乐团（BMF节日乐团）合作。这和您指挥一支常年合作的固定乐团，在排练和演绎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如何能在短时间内让来自不同背景的乐手达成统一的音响效果？
迪图瓦：与同一乐团多年合作总是令人满足，因为它让你发展出深层的默契与相互理解，回报丰厚。像任何长期关系一样，你们逐渐了解彼此的偏好、期待和目标，使沟通更容易、更快，而且往往更直接。同时，与不同乐团合作可以令人耳目一新，有时令人大开眼界，接触不同的音乐文化和工作方式，并发现新的沟通方式和实现艺术目标的方法。
年龄在于心态，90岁仍保持好奇
北京青年报：今年10月7日是您90岁生日，几天后您便站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指挥台。对您而言，90岁是一个怎样的生命节点？是否曾想过，自己90岁时的状态会是这样？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选择来到中国、来到北京，有怎样特别的意义？
迪图瓦：年龄在于心态。对我来说重要的是继续工作、保持好奇、不断发现。上海交响乐团和BMF（北京国际音乐节）善意地建议我在中国举办这次庆祝活动。由于我们多年来合作很多、建立了美好关系，我对这一邀请深受感动，并深表感谢。
北京青年报：您曾说：“严谨是我的信条。”在您漫长的指挥生涯中，对音乐的理解，在90岁和30岁时有何不同？是否觉得现在指挥某些作品，反而更自由、更接近作曲家的本意？
迪图瓦：我一直说，并努力做到尽可能严谨、尽可能尊重作曲家。这始终是我开始研究总谱的方式，寻找作曲家的意图。你与一部作品相处、共同生活的时间越长，获得的深度就越深。而常常，你越深入，就越意识到自己几乎一无所知。
北京青年报：是什么让您始终保持对音乐的热忱？面对新一代的年轻乐手和观众，您觉得古典音乐最核心的、能够跨越时代的“引力”是什么？
迪图瓦：从醒来到入睡，我们都与音乐共同生活。它陪伴我们经历每一种情感，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触手可及。年轻人尤其不应被古典音乐吓到，你不需要去精确地理解它，只是去听、去感受，任由自己被它打动。
见证中国古典乐30年，惊叹中国乐团进步速度
北京青年报：继1996年4月首次来华以来，到2026年10月是您第40次访华，这个过程中您几乎见证了中国交响乐事业的飞速发展。在您看来，这30年来，中国古典音乐舞台和观众最大的变化体现在哪里？有没有某一个瞬间让您感触特别深刻？
迪图瓦：我第一次访华是在1996年，随法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出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的中国首演。我记得音乐厅里坐满了作曲家、音乐学生、指挥家，他们都想现场听到这部杰作。几年后，我开始与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以及中国爱乐乐团合作；大约十年后，我与中国爱乐乐团一起，于2007年10月5日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演《春之祭》，这是该作品首次由中国乐团演出。我对这场演出的成果印象极深，惊叹于中国乐团如此迅速地攻克了这部复杂总谱。自那以后，我呈献了多部作品的中国首演，包括布里顿《战争安魂曲》、理查·施特劳斯歌剧《艾莱克特拉》和《莎乐美》，当然还有贝尔格的歌剧《沃采克》。
北京青年报：您与中国爱乐乐团合作过多次，并与北京国际音乐节有长久联系。您认为北京国际音乐节在中国音乐生态中扮演什么独特角色？与您合作过的其他世界级音乐节相比，它有何不同？
迪图瓦：北京国际音乐节为观众提供了国际一流艺术水准、中国音乐创造力以及对当代音乐的真诚开放态度的非凡融合。与欧洲那些伟大的音乐节一样，它汇聚了顶尖乐团、指挥家和独奏家，并尤其发挥着文化交汇点的作用。1999年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我就在场，并在那里遇见了我现在的挚友余隆。我非常钦佩余隆在中国取得的非凡成就，以及这个精彩音乐节的显著成功，深感钦佩。
拓宽视野，通过音乐见证我们的时代
北京青年报：在您的职业生涯中，首演了150部新作，其中有很多像《沃采克》这样充满挑战的作品。对有挑战性的曲目，指挥需要怎样的勇气和判断力？这背后是否有一种对音乐的“使命感”？
迪图瓦：当然有一种向公众呈现新作品的使命感。这不仅适用于去年的《沃采克》，这部在我看来需要被介绍给中国观众的20世纪杰作，也适用于潘德列茨基、梅西安、卢托斯瓦夫斯基、谭盾等作曲家的音乐。我们应拓宽视野，对聆听音乐保持好奇，并在某种意义上通过音乐见证我们的时代。
北京青年报：在您看来，今天这个时代的年轻指挥家，和您首次登台指挥时那一代相比，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有何本质不同？
迪图瓦：我成长时，年轻指挥更少，机会也更少。像赫伯特·冯·卡拉扬、祖宾·梅塔和其他伟大指挥家一样，他们先在小机构学习这一职业正规的配资，然后走向柏林爱乐乐团、纽约爱乐乐团和其他主要乐团。与器乐演奏者不同，指挥传统上是一种需要多年积累经验、权威和大量专业工作的职业。因此，主要指挥职位历史上往往由更成熟的音乐家担任。然而如今，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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